2008年12月21日，我在北京火车站候车时，按惯例进了车站书店，看到《季羡林谈读书治学》（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06；2008.9第九次重印本），如获至宝，赶紧买下。在返沪的火车上，一口气看完了此书。书中有一篇《汉语与外语》（60－98页），其中谈及的外语学习观极有启发性，很值得向大家推介。
季羡林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一位博学大师（生平简介见后）。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东方语言学专家，他精通德文、英文、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，也学过俄文。他说的话有很大的权威性。《汉语与外语》一文缘起于他为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专栏写的三篇谈外语学习的短文以及有关翻译的一篇文章。他回答了如下问题：为什么学外语？谁该学外语？外语应学到何种程度？怎样学好外语？
为什么要学外语？为了“同外国人交流思想”，为了全方位地“与外国接轨”，因为“语言的作用就在于沟通思想”。他指出，要成就大业，要做学问，“必须认真搜集资料，资料越多越好，要有‘竭泽而渔’的气魄。……我们今天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搜集资料只限于中国是绝对不行的，必须放眼世界。这是时势使然，不这样做，是不行的，而想做到这一步，必须学习外语。”他还认为，为了出国而学外语，跟着“托福”和GRE的指挥棒转，效果令人担忧。
谁应该学外语？答案是：“我首先指的是教师，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师，而是所有的教师”，当然还有学者（包括“学的人”和“爱学的人”）。因为“所有的学科都是世界性的、国际性的，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闭、闭关锁国。”季先生说的所有学科，也涵盖国学、汉学等，他还描述了一些教师和学者出席国际会议时，“眼前有轨接不得，只缘缺乏共同语”的窘境。联想起前一阵在晋升职称的外语考核方面，曾引起一些文科教师的反对，他们真应该领会季老先生的真知灼见。
外语应该学到什么程度？季先生说：“根据我个人经验，学外语学到百分之五六十，甚至七八十，也并不十分难。但是，我们不学则已，要学就要学到百分之九十以上，越高越好。不到这个水平的外语是没有用的，甚至会出娄子的。”浅尝辄止只能用于“简单地沟通思想”，而用于治学、翻译等等，必须学得精通。对此，我自己有过教训：进了大学数学系半年后，我的英语考试过关，马上转学俄语，实际上英语并未“四会”，还得在研究生阶段“回炉”，加上后来的“补课”，如今的英语水平仍是差强人意，至多60分，尚需抓紧用功，迎头赶上。
怎样学好外语？季先生认为，“学习外语，浅尝辄止，似乎并不困难。但要精通，却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，还必须有相当高的才能。二者缺一不可。”他的具体意见是：“第一，要尽快接触原文，不要让语法缠住手脚，语法在接触原文过程中逐步深化。第二，天资与勤奋都需要，而后者占绝大比重。第三，不要妄想捷径。……懒人是学不好外语的，连本国语也不会学好。”他比较了中国人与德国人学外语方法方面的区别，指出：“中国是慢吞吞地循序渐进的，学了好久还不让学生自己动手查字典、读原著。而在德国，则正相反。”他引用19世纪一位大语言学家的话：“学外语如学游泳，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，一一推下水去；只要不淹死，游泳就学会了，而淹死的事是绝无仅有的。”并且介绍了他自己学俄语的故事：“老师只教我们念了字母，教了点名词变化和动词变化，立即让我们读果戈理的《鼻子》，天天拼命查字典，苦不堪言。然而学生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。一个学期就念完了《鼻子》和一本教科书。……实践证明，这样做是有成效的”。
以上“现烧现卖”地转述了季羡林老先生的观点，我认为很有道理，不知各位以为如何？
写于2009年2月8日
·链接·季羡林生平
季羡林（1911.8—），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山东清平人。高中时代就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；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，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；1935年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，先后掌握了梵文、巴利文、佛教混合梵文、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，在德国期间发表多篇论文，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；1946年回国，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；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；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。季先生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、中国南亚学会会长、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、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。
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：印度古代语言、中印佛教史、吐火罗文译释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、比较文学、文艺理论、东方文化、敦煌学等，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。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《季羡林文集》。他主持编纂了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、《传世藏书》、《神州文化集成》、《东方文化集成》等大型丛书，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（季羡林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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